• 军旅作家水玉对话徐贵祥:作家要勇于攀登思想与精神高地

    来源:中国军网作者:水玉责任编辑:孙智英
    2020-10-01 15:49

    水玉:作家,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担当。作为一个作家,应该具备怎样的立场和情怀?

    徐贵祥: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优势,不同的作品有不同的精彩。我在写作的时候,首先是站在人的立场上,赋予他们人性,再赋予他们使命。他们除了各自有自己的阶级立场以外,他们有一种共同的情感——爱国。我曾写过一篇《站在人的立场上》的创作谈,主要讲的是进入人的内心世界的写作感悟,把笔下的人物当作自己熟悉的兄弟,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我简直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写到谁我就是谁!

    除了作家以外,我的另一个身份是军人。可能也正是因为拥有这双重身份,我对作家应该具备怎样的立场和情怀有着更为深刻和独特的理解。我认为,无论是专业作家还是业余写手,都必须要有最基本的立场,那就是身有正气,心怀家国,悲悯苍生,建言献策,为民请命,实事求是,秉笔直书……而这也应该成为一个有道德、有品行、有操守的作家应有的起码的责任担当。

    我在十多年前就曾经讲过,作家要关怀底层,关怀社会,要怀着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要切中时弊,要准确地把握住社会和军队发展中存在和暴露出的问题。譬如,当年的《士兵突击》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浑身都是“轴劲儿”的许三多,让观众为之喜、为之悲;他可爱就可爱在他的“轴”上,这种兵有可取之处,但也只是兵的一种类型,全是这样也不行。

    我的《明天战争》里面有很多理念化的东西,现在回头看,作为小说来说,它有很多的毛病,比如缺少小说的味道、土地的味道,缺少人间烟火气,等等。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作为军旅小说,它的价值并不完全在于它的视点是否低沉,是否触动到了生活的阴暗面,反映了生存的苦难。一个有政治胸襟和人文情怀的作者,应当用自己的灵魂吸附人类和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并将其溶于血脉,再化作自己的艺术心智,付诸于笔端,努力写真正有思想、有内涵、有品味、有份量的作品。

    古往今来,无论作家创作自觉或无意识表现,其作品有无内涵,品格高低,均与作家的立场和情怀直接关联。

    水玉:作家要勇于攀登思想与精神的高地!您曾经说,千条万条,责任第一条,当代作家的责任是什么?

    徐贵祥:作家要用作品去传播理想,追求真、追求善、追求美。这话听起来是大话,实际上是我的真心话。文学有很强的社会性,因此它必须要有责任感,要有道德意识和社会意识。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作家,其文学作品就应该为民族、为国家、为人民提供一种健康有益的精神食粮,也就是说,必须对历史负责,对国家负责,对社会负责。而对军旅作家来讲,还应对军队负责,对战争负责,对冲锋在一线的将士负责。

    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文化性格,都有自己的艺术选择。我是个军人,又是个男人,我更看重自己的社会责任和思想深度。《八月桂花遍地开》里面虽然也写到了爱恨情长,但不是为了添佐料,不是为了增加噱头,沈轩辕和王凌霄的爱情故事是水到渠成的,是创作的需要而不是市场的迎合。

    一部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它的思想深度,它的时代穿透力,它对生活的认知程度,最终决定了作品的生命高度。当前,军旅文学正在经历一场大的繁荣,我想繁荣的关键,就当前的文化背景而言,我们中华民族最迫切需要的就是一种责任感,一种崇高感,需要那种天塌下来有我扛着的阳刚气、英雄气、虎胆气。

    实事求是讲,曾经一段时间,这种精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太缺乏了,而军旅文学,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长篇小说所承载着的爱国主义、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面对物欲横流时人们心中空虚失落了的精神需要。

    因此,无论时代如何向前发展,我们的作家都不能丧失责任感、不能丢掉责任心,就是要勇于攀登思想与精神的高地,为我们伟大的民族,为当今变革前行的伟大时代,提供源源不断的思想动力和力量源泉。

    水玉:人民文学出版社近期又推出您的两部新作《英雄山·穿插》《英雄山·伏击》,可谓书写英雄近40载,英雄情结热情从未减退,有人称这在文学界堪称奇迹。当下中华民族最迫切需要的就是英雄气,您所理解的英雄是怎样的?您对您笔下的英雄,哪个最满意?

    徐贵祥:小时候,我对童话情有独钟,印象最深的有《蒙古民间童话故事集》,里面有很多惩恶扬善的故事。譬如,一个贫穷善良的牧民,运用自己的智慧,编造一个神话,用尿泡从贪婪的财主手里换取牛羊,接济穷人……这些故事均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也产生了很多幻想。多年以后,我还十分怀念这本小书,记得那是用铅灰色草纸印刷的,配有插图,工艺粗劣,但是内容丰富。书里的英雄人物,让我流下了多少眼泪,放飞了多少梦想。

    后来我成了军人,军旅男性作家,我心目中的英雄首要的就是要有强烈的责任感,是对国家、对民族、对历史、对家庭都要承担起责任的人。《历史的天空》中的男主人公“梁大牙”,可以说包含了我对男人的一些理想。在我后来的作品里,基本上也就都有一个英雄式的人物,比如《高地》中的兰泽光、《马上天下》中的陈秋石,等等。直到现在,我还经常做梦,在梦里,我经常是主人公的战友,与子同袍,与子同泽,智勇双全,飞檐走壁。在我崇拜的那些主人公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从天而降,怀里抱着机枪向敌人扫射。在有些梦中,我干脆就变成了他们本人,是史更新、老洪,也是林丽、芳林嫂的保护神,当敌人的子弹射向她们的时候,我挺身而出,然后倒在她们的怀里,幸福地闭上自己的眼睛。

    我的《历史的天空》《八月桂花遍地开》两部作品,因为是站在新历史观、新文学观、新价值观上看待战争历史的,因此被专家们称为“新历史文学”。梁大牙、沈轩辕,都算是我笔下所塑造的英雄。在我看来,英雄必须要有强烈的责任感,对国家、对民族、对历史、对家庭都要承担起责任。如果硬要我回答我对笔下哪一个英雄最满意,借用当下两个流行颇广的说法,一个是没有最满意,只有更满意;一个是下一个。

    水玉:您笔下这些不太完美的英雄,会不会影响人们对传统高大全式英雄的认知,影响对革命先烈的崇拜?

    徐贵祥:什么是英雄?就是那个在黑暗、困惑的时候带领我们走出来的人或者群体。梁大牙这个人物,是中国战争文学作品人物中的另类,他不是那种高大全的英雄。可能这样的人物会让有的人不能接受,但是这是战争文学中的另类,而绝不是真实的战争生活中的另类。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被我们称之为英雄的人,他们有着非常完美的形象。在中国革命早期,有一批真正的有百分之百信仰的人,比如瞿秋白、方志敏、沈泽民等等……我列举的都是牺牲的人,但也有更多活着的人,也是英雄。这些中国最早的觉悟者、启蒙者、革命者,他们就是要为改变国家的命运、改变中国人民的命运奋斗、英勇献身。

    但我作品中的英雄人物,说他们的信仰都是百分百的,我觉得他们还达不到那样的高度,性格也不是完美无缺。他们有疑虑、有困惑,有彷徨、有动摇。但他们首先是人,然后是中国人,这种人性决定使命担当,决定选择,这种选择又赋予人性新的光辉,就是爱国主义精神。但我们很多人没有做到,比如说一些人怯懦、虚伪,等到国家有难、敌人来了,拔腿就跑,这些人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成了汉奸。要想救国,得找到能带领人们冲锋陷阵、赴汤蹈火的人。这个世界上哪怕都是汉奸、卖国贼,但总是有人热爱祖国,英勇战斗。真实是新闻的生命,真实感是文学的生命。我的理想是写出接近历史真实的英雄,接近几十年前战争中人的真实状态,尽可能塑造真实可信的英雄形象。像《英雄山》中何子非这个人物,是从国民党的部队里俘虏过来的军官,个性特点有国民党军官的骄奢淫逸,刚开始还有点好色、好吃,爱吃辣子鸡丁,最终都因为信仰走到共产党的旗帜下,不影响他日后成长为英雄人物。

    水玉:您自己身上以及您笔下人物的责任感和英雄气从何而来?

    徐贵祥:我对英雄的寻找永远在路上。我认为,一个作家笔下的人物可能寄托了他的理想、判断、追求。《英雄山》中所有的人物都有我个人对于社会和历史、对于革命和战争的认知、理想与好恶。一个作家的作品和他作品中的人物不可能跟自己的经历、性格完全摆脱关系,就像一个人不能揪着自己的头发脱离地面一样。

    我之所以有独特的英雄情结,其实跟我两次上战场有很大关系。其实许多英雄情结,只有上过战场的人才能深切感受得到,才能写得英勇而真实。我参加过两次自卫反击战,荣立过两次三等功,曾长期在部队基层工作,带过兵,还替一位将军整理过回忆录,后来还研究过家乡的《皖西革命斗争史》和《安徽文史资料》,采访过100多位将军和老干部。听这些老将军、老干部讲真实的战争经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因此,写作时,我的眼前还会时不时地出现他们的影子。

    年轻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看小说,尤其以战争文学作品居多,如《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等经典作品,当然也有苏联卫国战争作品。当兵后,在第二次参加自卫反击战时,在战斗间隙,尽管条件非常艰苦,但我还是在昏暗、潮湿的营房里坚持写作,尽管生死未卜,尽管一边写一边涌有一种悲壮的感觉,但我始终没有放弃我的文学创作梦。

    1989年,我考上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战地生活的经年积累,昔日身边鲜活英雄战友的耳濡目染,不断化作激情飞扬、正气浩然的昂扬文字。怀着对战争史、党史、军史的尊重敬仰,抱着将民族英雄、时代英雄、战争英雄描绘映射的质朴心理,我坚持一年年地写,一篇篇地写,一步一个脚印地努力塑造自己的英雄梦。而这也是一个作家应该有的责任感,这个责任感就是对民族负责、对历史负责、对英雄负责。

    我是崇尚英雄的,我也是爱国的。今年疫情期间,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作家感言,我写了这么几句话:“一个人的事情做好了,一家人的事情就做好了;一家人的事情做好了,大家的事情就做好了;大家的事情做好了,这个国家就做好了。每个人——我要特别强调的是,每个人——如果都能为这个社会、为这个国家多提供一点点正能量,那么,我们这个国家就能够更好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相信我们国家一定能实现从物质实力到精神实力的更大提升。”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的人民需要我的时候,我还是会挺身而出的,尽管我已经60岁了。我觉得我是有英雄情结的。我们要有担当,我们每个中国人要爱这个国家,我们要爱身边的人。首先要有大格局,不能只爱你自己,只爱你的亲人。这个国家如果搞得不好,不仅是我们自己过得不好,而且愧对于我们的后代。我们没有给后代创作一段美好的历史。

    水玉:在新军事变革日新月异发展之际,如何进行艺术上的突破,写出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军旅文学作品,更好反映当代军人的责任与担当?

    徐贵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鲜明提出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在这一新时代强军目标的指引下,我们迈出了构建中国特色军事力量体系的历史性步伐,人民军队体制一新、结构一新、格局一新、面貌一新,在强军之路上迈出了坚实步伐。当前,我国进入了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新的历史时期,在军事思想、武器装备、作战指挥、兵员成分、军事训练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如何紧跟世界军事和中国军队变化发展的步伐,创作出更多直面当下、时代感强的作品,已然成为摆在军旅作家面前的重大课题。

    我过去常用三句话来讲军旅文学的难写:即过去式的没写好,现在式的不好写,未来式的写不好。这是因为我认为要求军旅文学快速地做出反应,一是不可能,二是不可取。因为文学所要表现的生活,必须要经过沉淀,必须要经过时间的检验。

    现在我们回过头再来看新时期之初的某些煊赫一时的作品,不难发现存在着很多艺术上的缺陷,当时之所以成名,之所以产生那么大的反响,只能说有着当时政治上的背景和时代的因素。所以说要写出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军旅文学作品,我们的作家们就不能太浮躁、太急功近利,不能为了紧跟而紧跟,制造一些速朽的东西,那样反而是对生活资源、对题材素材最大的破坏和浪费。

    当然,我们每个作家的生活体验和成长经历不同,他所关注和思考的对象就会有所差异,连兴奋点也不一样。但亘古不变的一个真理就是,作者必须要有责任感,要有担当,要沉淀,要积累。俗话说:根往下扎,树往上长。军旅作家要进行艺术上的突破,其根脉必须始终扎在部队,深到基层,沉到一线。

    过去说实行“三同”,即与士兵同吃同住同训练,这是一种生活。另外还有一种生活,就是对于中国的军事文化的一种深层次的亲密接触。比如说,要了解中国传统的军事文化,从兵法上、从谋略上加深对战争的认识。还要了解军事历史,了解军事人物,这其中还包括古今中外的军事历史和军事人物,等等。也只有从上述这些方面去深耕,去孜孜不倦汲取营养,作家才能培育丰沛的想象力,拥有强大的思想穿透力,其认知世界、独立思考、独特见解才能不断历练攀升、厚积薄发。

    记得我在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上受奖时说过一句话,就是我要和我的读者一起成长,我要以更虔诚的态度、更纯洁的情感去创作,秉承茅盾先生的深刻和独创的创作思想。如今这句话、这个承诺对我来说仍不过时,我唯有不断战胜自己、超越自己,才能不断写出更多更好反映当代军人的责任与担当、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军旅文学作品,也才能更好地报答党恩、感谢组织、反馈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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